【案情】

2013年，鄧某準備自改樓房，將該房屋承建工作包工給羅某，并簽了承包合同，約定羅某自行承擔安全責任。在房屋施工期間，羅某請溫某（無建筑從業資質）一起承建，但并未簽訂合同。在施工期間羅某不慎摔下樓房導搶救無效而死亡。事故發生后，因賠償問題協商無果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羅某及房主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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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觀點】

上海房產律師認為承包合同為羅某與鄧某的約定，并不適用于溫某。溫某無建房從業資質卻參與建房，鄧某卻沒有向羅某提出異議，且該行為最大受益人為鄧某，故被告鄧某依據公平原則在受益范圍內承擔補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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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目前，因農村建房受傷事件時有發生。對此類案件，正確厘清其中的法律關系是關鍵。

一、農村建房合同是承攬合同還是建設工程合同

關于農村建房訴至法院后，賠償責任涉及發包人和承包人，如何理解合同為承攬合同還是建設工程合同為案件的重點。因建設工程的有其特殊性和安全性的考慮，立法將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從承攬合同中獨立出來，用專門的法律規范來維護建設工程的秩序和質量。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和司法實踐，法律對建設工程合同的發包人和承包人有要求。發包人基本為建設單位，承包人為須為有業務資格的法人，而且要具有相應的資質。自然人即不能成為建設工程合同的發包人，也不能成為承包人。而承攬合同則不然，承攬人即可以是具有相應的資質的法人，也可以是其他單位或者個人，定作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再者，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建設工程合同應為書面形式；而承攬合同可以有多種形式。并且，建設工程合同的總承包人經發包人同意可以將自己承包的部分交由第三人，但主體工程須由其自己負責；而在承攬合同中，除另外的約定，承攬人應自己完成工作。一般來說，建設工程合同一般為大工程合同，材料和費用在開始時不好精確預測，所以在結算時常常會有變數。而承攬合同中經費較為固定，除協商的變更外，一般應當按照合同中約定的價款計算。五是一方違約時的救濟方式不同。在承攬合同中，定作人解除合同后，承攬只能要求定作人賠償損失，而不能要求繼續履行；而在建設工程合同中，除特定情形外，一方違約時，對方當事人都可以要求其繼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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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中國民事審判前沿》中的傾向性觀點是：《建筑法》第83條規定的農民自建是從建設主體即權利主體而言的，不論農民自建或是承包他建都屬于農民自建。農民將工程承包給他人施工，其建筑行為受《農村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調整，承包房屋行為，承包人受《建筑法》調整。農村建房是承包人按房主的各種具體要求完成建房工作，向房主交付房屋，房主支付報酬，特征為承攬合同的特征。同時，農村建房活動較為簡單，沒有嚴格的規劃、偵查、設計，而基本的工程包工不包料，同時農村建房合同中的發包方和承包方均為個人，從合同的權利義務來看，將農村建房合同定性為承攬合同更有利于保護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所以本案中鄧某與羅某簽訂的合同應當屬于承攬合同，而不是建設工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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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溫某與羅某、鄧某之間責任的承擔

溫某與羅某為合伙關系。合伙人在合伙事務中的傷亡需要合伙人承擔責任嗎？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個人合伙成員在從事經營活動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員應否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批復》意見認為，合伙人在從事合伙經營活動中傷亡的，若不為合伙人過錯，則不應負賠償責任。但其一為共同利益而傷亡，其合伙人應適當給予傷亡者家庭補償。而金額的多少要從多方面考慮來決定。本案中溫某不慎從樓頂摔倒在地死亡，該死亡無他人侵權行為發生，所以無第三侵權人。死者溫某在明知自己無建房工匠從業資質，仍然從事現場施工活動，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應擔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所以死者本人對其自身也存在過錯。羅某作為合伙人，明知其沒有工匠從業資質，但仍然邀請溫某與其合伙，并同意溫某在現場施工，故可以認定被告羅某對該事故存在一定的過錯，依據過錯責任程度的大小，由羅某對溫某在其過錯范圍內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合情合理，至于具體賠償比例，要考慮兩人的過錯程度、合伙事務的利益分配比例，經濟狀況、傷亡家屬的情況及當地生活水平等因素予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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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房主鄧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承攬人在完成工作過程中對第三人造成損害或者造成自身損害的，發包人無賠償責任。但定作人對定作、指示或者選錯的，有賠償責任。”死者溫某與房主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聯系，溫某到鄧某家施工系承攬人羅某選任的，因此房主無過錯。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57條規定：當事人無過錯，但一方若因其共同利益而傷亡，則可要求另一方適當賠償。依據該規定，鄧某作為受益人，應給予適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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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分析，溫某的賠償責任，由原告和房屋責任大小各自承擔，房主鄧某對該損失在其受益范圍內按照公平責任原則給予適當經濟補償較為合理。

關鍵詞：上海房產律師